我是只管拉人頭的“期貨業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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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克投資家   2019-10-27 10:31   4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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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在心里長嘆了口氣——怎么這家公司有這么多的破規矩,一會兒讓我們不要透露公司真名,一會兒又讓我們不要使用自己真名實姓。我只是個業務員而已,怎么搞得如此小心翼翼,像當特工一樣?

2017年3月中旬,我接到初中同學王振的電話,說開了一家期貨公司,正在招募業務員,想邀請我去“幫忙”。
當時我是無業狀態。前一年,我從一所三本院校畢業,一直沒找到稱心的工作,在家歇著。
他說得委婉,但我并不想去。聽出我的遲疑,王振補充道:“這也是阿姨的意思,她找到我媽說了下你的情況。”
我心里暗暗責怪我媽不跟我商量,但也清楚,要是不去,我媽肯定會大發脾氣,嘮叨個沒完。
“期貨這行賺錢,我干了不到一年,就在上海買房買車了。” 王振在電話里說得誠懇。我說自己不太熟悉這行,他說這份工作主要靠勤奮。他這樣一講,我也有些心動——既然還沒合適的工作,先去看看也無妨。
4月初,我便坐高鐵到了上海。

1


從高鐵下來,我在閘口外看到了來接我的王振。中考后,他家舉家搬到省城,后來他考入武漢大學金融系。算起來,我和他已經七八年沒見面了。眼前的王振,穿著一身燙得筆挺有型的灰西裝,頭發梳得油光發亮。整個人看上去意氣風發,跟廣告里的那些成功的年輕企業家一樣,已全然找不到曾經“書呆子”的影子了。
出站后,我上了王振的寶馬跑車,既羨慕又有些嫉妒:“你的生意做得不錯嘛,都開上寶馬了。”
王振哈哈大笑道:“沒什么啦,生意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我只是占了一部分股。我那幾個大學同學才是公司的大股東。”
王振告訴我,公司他只有15%的股份,但其他幾個大股東還有別的事業,實在抽不出時間,便把公司交給他管理。所以,王振就成了這家投資公司的總經理,負責管理公司的一切事務。
當時,我聽了王振的解釋,心里更覺驚訝——作為最小的股東,他才干了短短一年,就開上了寶馬,還在上海買了房,那另外幾個大股東,他們的財富豈不是比王振還要多幾倍甚至十幾倍?
想到這里,我的心跳速度驟然加快,感覺心臟像是要飛出胸膛了似的。同時,我也有種想哭的沖動:同樣是90后,同樣是從小縣城里出來的青年,我和王振之間的差距,為什么就如此大呢?一想到這樣的差距,我心情異常沉重,以至于對車窗外繁華的上海街景毫無興趣。
第二天上午,我坐著王振的寶馬到了公司。公司位于陸家嘴一幢大廈的22層,可以看到幾百米外的黃浦江和聳立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的東方明珠塔。
進了辦公室,100多平的大開間,幾十個人都拿著電話在忙碌。王振把公司的一個劉姓小組長叫了過來,說這是我以后的直屬領導,并將我介紹給對方。
王振對我說道:“劉組長在這行已經干了幾年了,經驗比你們豐富。你以后要是在工作中遇到什么問題,可以向他請教。”
劉組長穿著講究,襯衣、西褲看著都價值不菲。聽到王振這么說,他笑道:“我哪有什么豐富經驗啊,也只是比他們早入行兩年。”
接著,王振又跟劉組長說了幾句,便拎著包走進他自己的辦公室里。
劉組長隨后問了我一些基本情況,說道:“第一個月是試用期,底薪是4000。開了兩單便算正式錄用,底薪是5000。當然,在上海這種大城市,光靠底薪是活不下去的,所以你就要拿到開單提成。你每開一單,公司就會發給你開單獎金。如果客戶在你這里投了1萬元本金,那你就能拿到8%的提成。客戶投的越多,你拿到的也就越多。”
說完,劉組長便給我找了空位,讓我和旁邊的老員工多交流。
我和座位兩邊的同事都打了招呼。左邊是位漂亮女生,叫曾麗娜,上周才到公司,此前在小城里當護士,因為工作辛苦,便跟親戚來了上海;坐在我右邊的劉杰,此前在昆山一家臺資電子廠干了兩年,嫌工資低,就辭職干金融銷售了,到這里也就比曾麗娜早幾天。
劉杰告訴我,他有個老鄉,在上海一家期貨投資公司干了兩三年,現在已經升為經理了。
我問他:“那你為什么不到你老鄉的公司去呢?”
劉杰不好意思地告訴我,他那老鄉帶著幾個親戚,已經夠煩的了,就把他介紹到這里來了。他又問我:“你是個大學生,學歷比我們高,怎么也來干銷售了?”對這個問題,我面露苦笑,沒有作答。



2

作為業務員,在正式工作前,需要把公司發的一冊營銷話術背熟,有十幾頁,里面詳細列出了各種對話模板,教你如何應對客戶的質疑。
比如,當客戶質問:你說能帶我賺到錢,我憑什么相信你?萬一虧了怎么辦?
按話術得這么回答:我既然敢說能帶你賺錢,就是因為我有這個實力。我雖然不敢說每次操作都能盈利,但迄今為止,我的成功率都在90%以上。而且,就算客戶虧損了也不要緊,我可以在下次操作中幫客戶連本帶利賺回來,不要手續費。
當然,也有客戶聽了這個回答仍不放心,繼續質問道:你既然那么厲害,那就自己去操作啊?
營銷話術繼續教你從容應答:按照證監會的規定,期貨從業人員是不能參與期貨投資的,只能為客戶提供咨詢和管理服務,從中收取一定的費用作為酬勞。你想想看,我們從業人員掌握著知識和信息獲取能力,比作為普通人的投資者更為專業。如果再親身參與進來,那對其他的投資者豈不是很不公平?
劉杰說,這兩條話術案例,能在起初快速擊穿客戶的心理防線,讓客戶在短時間內無言以對。
對我來說,背營銷話術并不是什么難事。不到1個小時,我就全背下來了。隨后,我便打開電腦桌面上的Excel表格,找到表格里的客戶手機號碼,準備打電話。
起初,我信心滿滿,認為背熟營銷話術后,拉到客戶不過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是,等我真拿起電話與客戶交流時,才發現事情遠沒我想得那么容易。整整一上午,我打了幾十通電話,竟然無一例外,全部碰了釘子——話術背得再溜,也抵不過人家掛斷電話。
我有些泄氣,不由地開始懷疑自己能否干好這份工作。
中午吃飯時,劉杰看我愁眉苦臉,安慰道:“銷售這種工作,就是這樣的。有可能你連續打100個電話都不會有人理你。但只要你堅持下去,就一定能找到客戶的。”接著,他就開始拿他自己舉例,說他是如何從新人過來的——只不過,他到目前為止都沒開單,所以他的話也沒啥說服力。
可事到如今,我也沒有回頭路可走了。因此只能強打精神,告訴自己,一定要把這份工作干好,不能讓王振看扁了。
吃過午飯,回到公司。我稍微趴在桌上睡了一會兒后,便開始了下午的工作。但直到下班,我也沒有拉到一個客戶。
這時,劉組長走到我面前,問我今天的成果如何。我如實回答。劉組長讓我不要太死腦筋,吊死在一棵樹上,打電話不行,還可以試試其他方法。
于是,在之后幾天里,我開始電話、網絡“雙管齊下”。
我們上班朝九晚六,每天早上9點半,要開例行晨會。會上,全公司50多名業務員都要向王振匯報前一天的成績——通話時長和是否拉來客戶。
隨后,便是公司的“獎懲時段”:前一天成功拉到客戶的業務員,便會在大家艷羨的眼光中,接過獎金;未完成既定小目標的業務員則要收到“懲罰”——一邊當眾做俯臥撐、深蹲等運動,一邊要高喊“努力”、“奮斗”、“賺大錢”等勵志口號。
當然,對于3個星期完全沒開單的新人,懲罰就是直接走人。
第一次參加晨會,我就被王振要求立下軍令狀——承諾要用多長時間才能實現“零的突破”。
看著大家期盼的眼神,我的臉熱得發燙,不知道該說什么。結果,王振便替我許下了承諾——如果我兩周之內不能開單,就要請全公司的人吃飯。
他剛一說完,眾人立刻鼓掌叫好。我也只好應承下來,暗暗發狠,要在接下來的半個月里全力以赴。

3

上班第三天,休息間隙,我聽到旁邊的劉杰在給客戶吹噓了一番“穩賺不賠”后,有些動心的客戶便詢問公司的名字,劉杰不假思索,把公司名字報給了客戶。
劉杰的話正巧被路過的劉組長聽到了,等劉杰掛斷電話后,劉組長馬上質問他:“為什么把公司的真名告訴客戶?”
我當時一聽就納悶了:難道公司還有假名字嗎?
趁著劉組長訓斥劉杰,我偷偷問曾麗娜。曾麗娜說,公司有兩個名字,一個是對外公開的,另一個只在公司內部使用——她這一說,我才想起,人事給我的入職書上的公司名就和公司玻璃大門上的名字不一樣。當時我有點疑問,但看人事姑娘太忙,也就沒好意思多問。
事后我問王振,他的解釋是因為擔心交易虧損的客戶向警方報案舉報我們,所以不敢把真名告訴客戶。
我覺得有些不可思議,但王振顯然不愿多聊,我也沒追問下去,只是心想:不是說公司有期貨交易資質嗎?如果正規公司從事正當的期貨交易,盈虧都是正常的,為什么會怕客戶報案?
我將疑問講給曾麗娜,她告訴我,她聽老員工說過,公司其實并沒有期貨交易資質,只是掛靠在一家有證監會牌照的大公司下面,“其實不只是我們公司,別的公司也是這樣做的”。
知道這點后,我心中惴惴不安,不禁打起了退堂鼓——我是來這里賺錢的,別到最后,非但沒賺到錢,反而進了監獄,那就太不值了。
可是一想到回家后,我又將恢復無業游民的身份,就忍不住暗自嘆氣。
思來想去,我只好安慰自己:如果以后真出了什么事,被我們掛靠的正規公司也會受到連累。他們總不至于這么傻吧?算了,我還是先擔心下如何實現業績零突破吧。
在我上班的第六天上午,轉機出現了——有個男人在聽我快速介紹了一遍期貨投資的“錢景”后,表現出了興趣,愿意與我詳談。
好不容易抓住了一個意愿客戶,我欣喜若狂,但還是竭力保持冷靜,先是問了對方的基本情況:他在廣告公司上班,一直炒股,只是炒股虧了,看網上許多人投資原油、貴金屬等期貨賺錢了,有些心動,然而沒這方面經驗,就一直不敢加入進來。我心中暗喜:這家伙什么都不懂,應該很容易搞定了。
我告訴他,我們公司就是做貴金屬交易的,在這方面有豐富的交易經驗,可以保證他穩賺不賠。我又跟他說了自己的姓名和公司名字,以博得他的信任——當然,我報的是那家掛靠的正規期貨投資公司的名字。
他相信了我說的話,當然,光是這些還不夠,我又按照話術循循善誘道:“你看,我在電話里也沒法給你詳細說太多,要不你加入我們的客戶QQ群,免費學習些期貨知識吧!”
我說完后,對方沉默了一會兒,告訴我,他需要時間考慮。我判斷他對我的話將信將疑,很緊張,擔心他會突然變卦,又跟他說:“QQ群是免費的,你先進去看看,如果不滿意,退出也不遲。”
這樣一來,他再沒有推辭的余地,便答應了。
掛斷電話,我立刻大聲呼喚正在指導一名新人的劉組長。他聞聲過來后,我便將剛才的通話報告給他。劉組長聽了,迅速向辦公室里的小組成員下達命令,讓他們放下手頭的工作,在QQ群里做好準備,“演場戲”給這個人看。
所謂演戲,聽劉杰說,就是讓業務員們假裝客戶在QQ群里聊天,故意吹噓公司的實力有多強大,讓他們賺了多少錢。為了增加真實性,有的業務員還制作賬戶截圖,顯示自己的盈利數字。人都是有貪欲的,當客戶進到群里,看到的都是別人通過炒期貨賺了錢的信息,他們怎么可能不動心?
因為我剛來,什么都不懂,所以劉組長沒有讓我加入進來。
覺得開單在即,我的心情極度愉悅。可還沒高興幾分鐘,劉組長就走過來了,神情嚴肅地說:“你剛才為什么要告訴客戶你的真名?”
他這一問,讓我摸不著頭腦:“說真名怎么了?”
“我們是不能向客戶透露我們的真實信息的!我們公司對外使用的是其他公司的名號,那些公司的員工都有期貨從業資質,在網上也查得到。而你們沒有,所以公司安排你們使用他人的名字,不能用自己的真名。”
我當時在心里長嘆了口氣:怎么這家公司有這么多的破規矩?一會兒讓我們不要透露公司真名,一會兒又讓我們不要使用自己真名實姓——我只是個業務員而已,怎么搞得如此小心翼翼,像當特工一樣?
劉組長說道:“等會兒我找一份個人信息給你,以后你就用這個身份。客戶要再問你,你就把那個人的信息報給他。”

4

3天后的星期一早上,我剛到公司,劉組長便告訴我,上星期那個客戶已經搞定了,還拍拍我的肩說“干得好!”
這天上午,這名男子便在我的遠程指導下,開了賬戶,下載了期貨交易系統,投入了第一筆資金:1萬元——這是公司規定的最低交易額。
次日晨會上,王振當眾給我發了獎金,考慮到我是同期入職的人中首個開單的,所以,他和劉組長經過商量后,決定把獎金提高到1000元。這等于是我拿了10%的提成。
在熱烈的掌聲中,我從王振手里接過了裝錢的黃色信封。雖然信封不厚,但我的心情異常激動:兩個星期以前我還是個身無分文的待業青年,今天我竟然拿到了提成獎金,并以優秀員工的身份享受著眾人的掌聲。這種感覺很奇妙,讓我有些飄飄然:如果繼續這樣干下去,用不了多久,我也能在上海買房買車了吧?
但隨后,曾麗娜就因為入職3周沒有開張,與其他幾個新人一起被公司裁了。果真應了王振的話,“公司不養開不了單的人”。
我只能告誡自己得更加努力。我已漸漸沒有最初的局促和不知所措,兩周后,我開了第二單。這次的客戶是個家庭主婦,是我在一個微博大V開設的收費QQ群里尋覓到的——這種網上找客戶的經驗,是劉杰告訴我的。
在我開第二單前幾天,劉杰也開了一單——這已經是他本月的第二單了,而且這單數額很大,客戶往賬戶里投了50萬。就憑這一單,他就提前通過了試用,成為公司的正式員工了。
相比之下,我的客戶都只投了1萬元,數額實在太小。
因為鮮少有新人能拿到這么大數額的單子,晨會上,劉杰收到王振給的大紅包時,笑得合不攏嘴——估計比按規則提成的4萬要多。我心中暗自揣度:如果月入四五萬,買房買車真不是夢。
艷羨之余,我們都向劉杰討教秘訣。劉杰也不藏著掖著,直接拋出了干貨:先去微博上找到財經大V開設的炒股和炒期貨的QQ群或微信群。這些群,一般都是收費的,加入其中的人一般都是有投資意愿。
“當然,我們得從其中篩選目標客戶,老油條不行,最好找的有3類人:一類是‘小白’,什么都不懂,聽話;二類是炒股失敗的年輕人,想用期貨翻身;最后,我們要找的便是掌管家庭財政大權的女人,她們手里有錢,而且膽子也大,說買就買了。當然,提醒大家的是,千萬不能在中年男人身上浪費時間,他們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負擔重,生怕手上的錢被騙走了,我們就不要跟這群人多費口舌了。”
我們底下的業務員,像是在聽武林秘籍一樣,甚至還有人回座位拿來紙和筆,一字不落地記下來。我也把劉杰的經驗牢牢記在了腦海里,并依葫蘆畫瓢去做了。
不得不說,劉杰這招果然管用。很快,我就在一個花了199元加入的財經大V的QQ群里,找到了一個“目標客戶”——一位家庭主婦。她平日靠丈夫養活,但手里也有點閑錢,想尋找一種可靠而又回報率高的投資方式,以免往后事事向丈夫伸手要錢。
摸清了客戶的心理后,我依照第二單的經驗,稍作游說,她便同意加入我們QQ群。待她一進QQ群,群里偽裝成客戶的業務員們瞬間活躍起來,好戲再次上演。



5

過了幾天,這位主婦主動打電話給我,說要在我們公司開戶。我問她準備投多少錢,她說自己也沒有多少閑錢,所以最多只能拿出兩三萬。
我一聽,就知道她還是不放心,想先拿點錢試試水。我先跟劉組長說了下她的情況,劉組長告訴我,對付這樣小心謹慎的客戶,得讓她先嘗點甜頭,她才肯加大投資。
我不明白劉組長是什么意思。劉組長跟我解釋:就是先讓她賺點錢,讓她相信炒期貨很容易賺到錢,等她頭腦發熱后,她才會加大投入。
我大吃一驚:公司還能確保客戶一定能賺錢?
“我們公司的交易系統會自動生成K線圖,客戶在上面看到的行情,也是系統根據美國那邊的行情‘模擬’出來的。客戶盈利還是虧損,全看我們的意思。”說完,劉組長神秘地一笑,“而且,這些客戶也是抱著穩賺不賠的心態來的,哪有這樣好的事兒?”
聽了他的解釋,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原來公司是通過虛假交易來操縱客戶的賬戶盈虧的,這不就是詐騙嗎?
不過,看這些人的樣子,他們明知道是在詐騙,也根本不在乎。就如曾麗娜此前說的,在上海,“這樣玩的公司太多了”。劉杰也告訴我,很多公司和我們公司一樣,都沒有期貨交易資質,只是通過掛靠的方式進入了期貨行業。他們雇傭業務員,用各種手法,千方百計地吸引客戶將錢投進來,再通過虛假交易造成客戶虧損。如果客戶生疑,他們就誘騙客戶繼續補倉,投入更多資金,進行多次操作。
我的心里充滿了擔憂——那些被我引進來的客戶,在發現自己的錢虧損一空后,會不會憤而報警?如果報警了,我又要承擔什么樣的責任,會不會坐牢?
一想到這些,我就想馬上辭職,離開這家公司。
但,轉念一想,既然這么多人都在這么做,而且有的人都做了幾年了,還過得很滋潤,那不就說明這事雖然違法,但只要不鬧大,就不會被追究責任嘛?況且,如果真有人要為此坐牢,那也不一定輪到我,不是還有王振這個總經理和他的幾個同學以及兩個小組長頂在前面嗎?
更重要的是,面對高額的獎金誘惑,我舍不得離開。與其回去“家里蹲”,還不如留下來繼續賺大錢。
于是,我便照著劉組長的吩咐,給這位主婦開了戶。次日的晨會,我從王振手里領來獎金。在大家的贊嘆聲中,此前的擔憂也被我拋諸腦后了。
往后幾個月,我的業務越來越順,一般每月都能有兩三單,好的時候四五單,平均下來,月薪也能上萬。此前在我這里投錢的那些客戶,也都在穩步繼續投錢進公司——那位主婦前前后后已然投了30多萬進來。
我心里更加篤定這是份大事業了。
到了9月份,王振開始不怎么出現在晨會了,聽說是在籌備新公司。我早已經從他家里搬出來和兩個同事合租了,私下也見不著他了。
王振不在的這些時日,他的左膀右臂,劉組長和另一個孫組長,權力得到極大提升,漸漸不把我們業務員們放在眼里。
不過,想是因為一來是我業績穩定,二來我又是王振的老同學,所以劉組長對我非但不像對其他業務員那樣動輒斥罵,反而格外照顧,有時候下了班,還會叫上我跟孫組長及一幫骨干員工出去聚餐唱歌。
一開始他來叫我時,我還不好意思讓他請客,總是推辭不去,去過之后,發現他們去的地方都是高檔酒店和KTV,一晚上下來,花費巨大。
見我別扭,劉組長悄悄告訴我,吃飯唱歌的錢并不是他掏的,而是“王總”的。我問劉組長,為什么王總要請我們吃飯唱歌?劉組長回答:“王總時刻想著大家,覺得大家表現得不錯,犒勞一下嘛。”
我看了一眼全身名牌的劉組長,此前就聽說他的妻女在家鄉過得相當不錯,看來王振的確沒有虧了底下人。他這樣說,我自然是相信的。
只是,直到1個月后,我們這些人才知道王振這么做的真正目的。



6

一天,剛過早上9點,我打開電腦正在看“雙十一”購買的手機有沒有發貨時,一群警察魚貫而入,把我們這些在辦公室里的人嚇得目瞪口呆。
正當我們不知所措時,一個30多歲的白胖警察走了進來,在辦公室里環視了一圈,吼道:“都給我把手舉到頭頂!不許接觸桌上的任何東西!”
我嚇得身體抖了兩下,無暇多想,趕緊把雙手舉過頭頂,扣在后腦勺上,動也不敢動。眼看著警察逐個檢查我們的電腦,把電腦存儲的客戶信息的文件夾全復制到U盤里。與此同時,幾個警察進了總經理辦公室,在里面翻箱倒柜地搜查。沒過多久,幾個警察就懷抱著一大摞材料出來了。
這時,胖警察發問了,問我們的“領導”在哪兒。
劉組長連忙告訴他,“王總最近一直在分公司,沒有到這邊來”。
警察把我們的電腦檢查完了之后,胖警察要求我們站起來,按順序依次離開辦公室,下到一樓大廳。大廳里的人都在看著我們,有的女同事羞愧不已,忙用長發掩住了臉,也有的男生用外套罩住了自己的頭。我沒有像他們那樣做,只是低著頭——事情到了這一步,我根本顧不上所謂的臉面了。
我只是在想:王振這家伙現在在哪兒?他是對我們發號施令的領導者,也是制定公司規章制度的人。如果我們被抓了,那他也逃不掉,或者他還在想辦法把我們撈出去。
出了大廳,我看到門口的臺階下停著一排警車,像極了電視劇里抓捕黑社會分子的情節。我們走到警車前,警察拉開車門,把我們像行李一樣往里塞。到了警局,我們被按著性別分成兩撥,十幾個女同事被女警領走了,我們三十多個男生則被帶去辦理交接手續。
剛進看守所,我還不怎么擔心,想著畢竟我只是個普通業務員,上面還有一干領導。即便天塌下來,還有他們頂著,能有我什么事?或許要不了幾天,王振就會把我們撈出去了。
然而,一個星期過去了,我們這些員工仍沒有出去。
我開始擔心父母了。我每周都會與他們視頻通話幾次,現在我沒有手機,無法與他們聯系,他們肯定非常著急。特別是我媽,上次我的手機欠費,她聯系不上我,急得不行,最后竟然打給了王振。
又過了幾天,我和被關在一起的同事們心里更急了,同監室的其他犯人安慰我們,說我們這樣的金融案件不算大案子,“最多待上1個月,就能出去了”。但我聽了卻非常恐慌,1個月可有30天啊!
一天中午,剛吃過飯,我問站在一邊等著收飯盒的管教民警,我們到底犯了什么罪,什么時候可以出去。管教民警說道:“你們沒什么事。只要抓到你們老板,證明你們無罪,你們就可以走了。”
又過了一周,管教民警跟我說有人來找我。我一聽,還以為是王振,于是跟著去了會客室。結果到那一看,是個陌生人。
那人自我介紹,說是上海某律所的律師,姓朱。朱律師告訴我,他是我父母花錢雇來的。因為看守所禁止親人探訪,所以律師們便代替親人進入看守所會見犯人,每次收費500塊錢。他的律師事務所就在看守所大門外斜對面,我父母現在就在事務所的辦公室里等待回音。
我問朱律師:“我爸媽怎么知道我在看守所?”
朱律師說:“拘留通知寄到你老家去了,你父母怎么不知道?”
我的腦袋立刻嗡地炸開了——這件事情這么快就傳到老家去了?!
接著,朱律師告訴我,我父母幫我在看守所存了500元錢,還給我買了件睡衣,讓我換掉身上的臟衣服:“你父母讓我轉告你,叫你好好在里面改造,不要惹事。等你出來了,給他們打個電話,他們會來接你。他們暫時不會離開上海,就等著接你回家。”
我聽完這些,眼睛里立刻涌出了熱淚。



7

在看守所熬滿30天,早上我吃過飯,正在通鋪上看電視時,監室的鐵門打開了,管教民警進來通知我,讓我馬上跟他走。
我不明白管教民警來找我干什么,心里有些緊張。出去之后,他才告訴我,說我可以離開了。我聽了之后,欣喜若狂,連走路的步伐也輕快了許多。拿回自己的私人物品后,我立刻想打電話通知父母,但我的手機早就沒電了,最后還是在理發店里充上了電。
一打開手機,我就看到幾十個未接電話,大部分是我媽的,少數是我爸的。我撥了我媽的電話,告訴他們我現在的位置。
父母見到我時,心情非常激動,差點哭了。一看到我滿臉蠟黃、雙眼無神的樣子,他們就知道我在里面受了苦。
我雖然出來了,但心里還“惦念”著王振,提起了句:“不知道他的情況如何?”沒想到我一提起這個名字,父母滿臉憤懣。
原來,他們一接到拘留通知,就慌慌張張地坐高鐵來了上海。但到了上海頭腦冷靜下來后,他們才發現根本不知道我所在的看守所在哪里。情急之下,我父母想到了王振,便打電話給他,想通過他了解一下情況,但王振根本不接電話,一直躲著他們。我父母實在沒辦法,只好找他媽出面,他才主動打電話給我父母。
王振自稱在為我們的事四處疏通關系,花了不少錢,還向我父母保證,說我很快就能出來了。但過了兩個星期,也沒見到我的影子,我父母就認為王振在撒謊。
我激動地說:“他竟然還在外面逍遙?這豈止是騙你們,他還騙了我們!我們里面所有人都以為他在花錢找關系,很快就會把我們救出去。”
知曉實情后,我在寒風中大聲咆哮。我爸讓我不要吵了,讓過去的事都過去了,不要再提了,以后遠離這個人就是。我媽則要王振對我進行賠償,并向我們道歉,否則她絕不會放過他。
這次為了我,父母請假來上海,前后花了萬把塊錢不說,還擔驚受怕了一個月。而我在里面過的苦日子,難道就這么算了?王振坑了我們所有人,我也很想立刻去跟他當面對質。但父母生怕我惹出事來,讓我先回家再說。
在我回家后不久,已經安靜了1個月的員工微信群,也逐漸有人說話了,大家在群里相互告知了自己的情況。
原來我們之所以被放出來,純粹是警方根據我們的業績、入職時間長短和職務等級,設定了拘留時間。我和少數幾個人算幸運的,只被關了30天就放了出來,但劉杰和大多數業務員,卻在看守所里待了37天——37天是刑事拘留的最長期限。現在,看守所里面就剩劉組長和孫組長了。
有人就此提到了王振,問他怎么樣了。我把王振的情況說了出來,大家聽說王振一直逍遙法外,根本沒有想辦法救我們,全都破口大罵。
我們工作用的QQ號、微信現在也不敢用了,只要一打開,就能看到無數條客戶罵人的信息,罵得要多難聽,就有多難聽。
大家在群里商討,我們不但要向王振討回被抓前那個月的工資,還得跟他索要拘留期間的賠償和精神損失費。
然而,激憤了幾天,刷著那些客戶的留言,甚至聽聞有客戶為此尋了短見,我的心慢慢冷靜下來。
王振縱然可恨,客戶也不像自己聲稱的那樣無辜,但若我發現公司的非法運作手段后,不被自己的貪欲所裹挾,及早收手,甚至主動向警方舉報,那我也不至于給自己的人生添上這樣一筆不光彩的經歷了。
那以后,我便在群里也鮮少發言了。



8

兩個月后,劉組長和孫組長也從看守所里出來了。
他們一出來就在群里抱怨,說他倆出來時,沒一個人來接,還說“要不是我倆替你們攬下了所有罪名,你們能提前出來嗎?”
雖然不知他們這話的真假,但群里很快便有人提出大家請他們吃頓飯,慰勞一下,順便商量一下討要工資和補償的事。思前想后,2018年春節剛過,我也重返上海,參加了飯局。
見了面,寒暄后,我們問起劉孫二人在看守所的情況。兩個人不愿多談,只說警察經常提審他們,讓他們承認罪行。他們一開始抱有幻想,覺得王振很快就會想辦法撈他們出去,因此死也不承認。但時間久了,王振遲遲不現身,兩人不免心灰意冷,于是就把自己的情況跟警察說了,然后就被關了3個月。出來后,他們打電話、發微信,也都聯系不上王振。
有人問道:“王總是我們的領導,他怎么沒被抓進去?”
“警察說了,王總雖然是領導,但他并不具體參與公司的運營,一切工作都是我們兩個小組長做的。而且他說當時在籌備分公司,對我們這邊的情況毫不知情——你們聽聽,他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凈,根本不承認所有事情都是他讓我們做的!”劉組長憤恨道,“聽期貨圈子里的人說,他那幾個同學跑加拿大、澳大利亞去了。他本來想躲到外地,結果在火車站取票時被警察攔了下來。他這次雖然躲過一劫,但也大出血了,花了不少錢,才把事情擺平。”
這時,我突然想到了掛靠公司的事。劉組長說,掛靠在那家公司名下的皮包公司數不勝數,其中幾家被抓了,根本影響不了他們。
至于事實是不是真像劉組長說的這樣,我們都無從知曉。畢竟,自那以后我們誰也沒再見過王振——后來,劉組長牽頭,讓勞動局來解決我們和公司之間的勞資糾紛。調解過程中,王振也始終沒有露面,也不肯答應我們提出的賠償條件。直到一年后的今天,還有人在群里談論討要工資的話題,但我們誰都清楚,這錢是肯定要不回來了。
對于作為期貨公司業務員這段經歷,我更怨恨的是自己心中的貪欲。曾麗娜雖然提早離開了,但聽我講起后來的事情,也是心有余悸:“我當時離開后,就沒有再做這樣的工作。我現在在咖啡店上班,雖然辛苦些,但好歹是正當職業,不用每天說些虛話空話去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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